来源： 中国建设报

城市科学发展就是按照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换句话说，就是转变当前的“重空间形态、轻产业聚合，重城市规模、轻运行质量，重即期效果、轻长远考量”的城市发展模式。“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考核，为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本文仅就规划纲要提出的以上几个方面内容，结合建国以来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落实城市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路。

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必须保持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该问题的认识与对城市本质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历史上对城市本质的认识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强调城市的防御功能；二是强调城市的交易功能；三是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城市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个设施平台上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育活动的聚合体。城市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条件组合、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服务交换、人员流动重组、科技研发转化、社会财富积累、物质环境转变、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所有这些活动都通过人员、物质、信息、货币的流动链接起来，使得城市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统称为工业化过程。支撑这些链接流动的就是城市设施平台。这个设施平台的完善程度决定着城市的运行效率，决定了城市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低，集聚能力越强，规模效益越明显，城市的魅力就越大，因此到城市去就成为人们的梦想。城市设施平台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就是城镇化过程。两个过程越同步，社会整体效益越大。
然而，由于发展背景或认识上的偏差，我国曾出现了多次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经济发展城市设施平台不匹配的失误，如“大炼钢铁”的工业至上、城市建设大跃进、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城市规模过快扩张等，直至今天还处在不停的校正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之初，饱受战争之苦的绝大多数城市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前苏联援助我国进行重大项目建设，目的要改变旧中国农业大国的形象，国民干劲十足。但由于受到当时必须准备打仗判断的影响，绝大部分项目选址在深山老林，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这些地方城市生产、生活设施一无所有，除了靠近资源，其他生产条件都必须从外面输入，人力资源从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调来，设备从大城市运来，工人、技术员睡工棚、打地铺，不得不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这不仅导致工业布局分散,产业配套困难，也使城市生活与工业生产之间的落差极大。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
受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的影响，进入1958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后来被称作“大跃进”的现象，特别是“大炼钢铁”的推进，把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推到了疯狂的程度，根本没有炼铁炼钢的基本常识。有的地区人们把铁锅铁盆砸烂去炼钢铁；有的地区人们支上三块石头用柴草去炼钢铁。城市建设领域提出的口号是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为了完成钢铁产量“赶英超美”的目标，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据统计，钢铁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长到1958年的5194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也从1957年的9949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1.29亿人。大量的人口变动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财政困难、粮食危机，最后导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实施户口制度，发行油票、布票、粮票等各类票据的决策出台。
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规划管理机构被撤销、队伍被解散、资料档案被销毁，城市建设再次失去了规划控制的机会。各地普遍出现乱占土地、乱建房的现象，盲目机械地“摊大饼”，给城市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严重损害，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遭到毁灭性破坏。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也同样存在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匹配的问题。大量没有基础设施的乡镇企业把废物直接排入到周边环境，使得很多地区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如今，一些城市不得不快速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差距。
但是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端，城市通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准备，出现了过度强调城镇化的推动作用现象。有的区域盲目提速城镇化，实际上一些城市并没有准备好，其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达到相应阶段。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根本没有进入工业化生产的可能，不具备任何技术能力，进入简单的服务业也缺乏必要的培训，更面临住房短缺、保障缺位等困难，付出巨大的过渡成本。
因此，只有保证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才能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在第三篇着力强调产业升级的梯度发展，在第五篇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特别强调城市群发展和城镇体系合理分工，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以及城市科学发展创造了背景条件和机遇。

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必须关注城市功能的完善，促进产业与空间聚合

设施平台的完善程度决定着城市的运行效率，从而决定城市的交易成本和规模效益。所以，城市发展关注空间形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历史上却多次出现过度关注空间形态，忘掉了城市功能，不顾平台上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育活动对城市设施平台的要求，空间的发展背离产业的匹配要求和聚合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前苏联规划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宣告终结。市长们开始走出国门，出访美欧学习城市建设经验。很快欧陆风席卷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随着梯度开放战略的推进，这种影响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作为WTO后过渡期结束的标志，外国规划设计机构可以和中国规划设计机构组成联合体，参与规划设计服务。于是美欧规划思想在中国盛行，很多理念、模式、手法纷纷被引入中国，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城市美化运动在中国的流行。
其实，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不时被西方学者揭露，以告诫世人从中吸取教训。1909年，伯恩海姆的“芝加哥规划”标志着城市美化运动的正式开始。哥伦比亚会议三人专家小组研究了芝加哥美化问题。从这时起，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城市美化运动的热潮。其核心思想就是恢复城市中失去的视觉秩序和和谐之美，采用古典主义加巴洛克的风格手法重新设计城市。虽然当时的“芝加哥规划”未考虑经济问题，未被政府正式采纳，但其影响传遍世界各地。城市美化运动的另一代表思想是进行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尽管城市美化运动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物质空间环境和秩序，但由于其局限性，被认为是特权阶级在真空中做规划，装饰性大，并未解决城市的要害问题，未给予整体良好的居住、工作环境。这项运动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在历史舞台逝去。
可是这股风潮进入中国，却多次兴风作浪。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先在沿海开放城市启动，迅速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展开，从城市广场到景观大道，从独立的展览中心、体育中心到城市综合体随处可见，影响的时代跨越了30多年，影响的范围从建筑单体到城市整体，波及各个领域。时至今日，房地产领域还在启动与“中央公园区”配套的概念，就是借纽约中央公园的地位，类比烘托中国的城市公园周边地产价值，甚至扩展到包含必须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仿古建筑、文化中心、博物馆建设等设计建造。这称为“城市化妆运动”，类似演员演出前的化妆，具有暂时性、非真实性，缺乏长远性，甚至被称为“媚外工程”、“洋奴工程”。
其实，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是对完善城市功能的片面理解，也是对城市领导者政绩评价的异化。城市设施网络的大小与档次是由产业选择决定的，两者的匹配程度越好，城市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城市的积聚效益越高，盈利的空间就越大。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招商引资、改善市容、缓解住宅危机三大主题，环环相扣，滚动向前，构成了评估城市领导者政绩的主要指标并延续至今，导致城市领导者过于关注空间改变，忽视产业的选择与设施的匹配，或是进行错误匹配。不少城市斥巨资建造的会展中心名义上是创造或培育会展经济，实际上一年只用一次，并且每天都在消耗着巨大的维护费用；各地“假古董”盛行，过多过滥重复建设“世界公园”、“民族园”、“三国城”、“唐城”、“宋城&